本报记者 宋浩

　　实习生 秦骐 杨博悦

　　2023年夏天，北京皮村打工博物馆拆除那天，袁凌是最后离开的目击者。

　　站在一片废墟前，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小海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表情有点“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那时候，袁凌在皮村已经住了半年，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写了一半。

　　2024年刚好是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十周年，除了出圈的范雨素（《我叫范雨素》《久别重逢》作者）、陈年喜（《炸裂志》《微尘》作者），大众对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前不久，《我的皮村兄妹》正式由中信·大方出版，书中一篇篇人物特写，共同构成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一张大合照。

　　袁凌与他们交往7年，点点滴滴的交往和观察，构成了这些热爱文学的劳动者的故事。这些故事，共同拼凑起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务工者群体的群像。近日，袁凌接受了潮新闻·钱江晚报专访。

　　到皮村去

　　皮村是北京郊区一个村落，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袁凌很早就知道这里，但直到2017年春，才第一次踏足：“这里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是17000余名打工者的栖身之地。往外绵延几公里，全是大厂房。”

　　这次造访，是袁凌与皮村交往的起点，也可以看作这本书的缘起。

　　袁凌初次来皮村后不久，公众号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上走红，范雨素的火，也让皮村文学小组走入大众视野——每周六晚上七点，会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和生活，参与者有高校学者，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

　　与文学小组渐渐熟了，袁凌常被邀请去上文学课，认识了大嗓门的月嫂史鱼琴、多才多艺的育儿嫂林巧珍，与编辑万华山约去爬山，也常去小海的二手服装店逛。长期交往下来，与不少人成了朋友。

　　2022年，有人邀请他写写皮村，袁凌答应下来。文学小组另一位指导教师张慧瑜是北京大学副教授，是关心社会议题的学者戴锦华的学生，他也觉得，文学小组刚好快到十周年，写写也好。袁凌一边重新采访那些老朋友，一边动笔写。

　　大家分散在不同地方，袁凌追着大家跑。从市中心到皮村、从怀柔的山里到工友的四川老家。

　　2023年元旦前后，他干脆在皮村租了一个小房子，七八平米，月租600元，住了半年。他说，非虚构写作，仅仅调查一下、采访一下是不够的，需要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把自己同化为他们。

　　知道这些体力劳动者很辛苦，但住到皮村后，袁凌才知道有多辛苦。

　　袁凌想，也许这些东西构成了生活的本质：“一个人的生活是艰苦的，跟文学看似没关系，但不影响他们喜欢文学、甚至是有文学天赋的。这是我这本书要传达的，一个个真实的人一定超过你的预料，无论他的艰辛、天赋还是喜好。”

　　13个被文学照亮的人生

　　像月嫂范雨素、矿工陈年喜一样，文学小组每个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做着月嫂、保洁、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等工作。他们有着千千万万外来务工人员一样的面孔。

　　同时，他们又是喜欢文学的一群人，并因此走到一起。“尽管他们的外表、谈吐好像跟文学没有关系，但你想不到会有怎么样的文学梦想和天赋，打破你固有的成见。”袁凌交往了这群朋友，收获很大。

　　通过文学课，袁凌参加工友之家的演剧、看电影、元旦晚会等活动，与他们渐渐熟悉，渐渐了解他们在底层辗转挣扎的过去、卑微辛苦的日常以及缝隙中生长的梦想。

　　袁凌还介绍了朋友杨沁去皮村，后来她到世纪文景当图书编辑，为文学小组的成员策划了《劳动者的星辰》一书，收录了范雨素、王成秀、万华山等众多成员的文章。袁凌的书中，讲述的是他们写作背后的生活。面对袁凌，他们讲述了更多隐秘的经历、家族史。

　　从2022年起，袁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采访。他采访了皮村文学小组40多位成员，最终选择13位工友，讲述他们被文学照亮人生的故事。

　　除了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乡土、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袁凌还试图写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更普遍的面貌和社会问题。

　　去四川看望生病的史鱼琴，袁凌在乡下住了两天，走在寂静的油菜花和稻田边，袁凌看到“远近点缀一些村民的房子，都起得有模有样，但似乎没有人住”，对农村衰弊隐隐惋惜。

　　有些文学小组成员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进去。比如苑伟，“很资深，十年如一日参加文学小组”，但考虑到书中人物性别平衡的问题没有放进去。他现在在一个小区做物业，修门窗。

　　还有一位女工友，赵新亚。袁凌联系了她采访，但她因为生病，一直不方便，后来就离开北京回老家了。袁凌只好先写别的人物，转过头再联系她，已打不通手机，其他工友也一样，任何渠道都联系不上她。大家怀疑赵新亚也许不在了。在书的最后，袁凌列上了她的名字和简介，末了说“已失联”，只能感叹世事无常，一声叹息。

　　在博物馆拆除之前，袁凌拍过展览的暂住证、外来人员生育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博物馆消失了，皮村也会变成另一番模样，但作为记忆，皮村会因为这些照片、文献和故事不被遗忘。

　　写他们，也是写自己

　　袁凌曾长期供职新京报等媒体，发表过大量调查报道和特稿，笔尖对准矿工、尘肺病人、留守儿童等群体，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如今以“非虚构文学”作家的身份为人知晓。

　　他写过《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非虚构作品，也写过《记忆之城》等小说。无论写普通小人物还是写自己，袁凌都在写人与土地、乡土的关系。

　　“我感兴趣的都是一些边缘的、遇到困难的、局外的人。”袁凌本身是底层走出来的，20多年前考入大学，袁凌从秦岭南麓的平利县坐汽车，车顶上绑一个大黑木箱，坐一整夜到西安。

　　从记者到作家，他觉得那些被忽视的人，那些在困境中还努力生活的人，是自己应该去记录的。“我写他们，其实也是写我自己。”自己与其说是专职作家，更像是这些人自我表达的转述者。袁凌笔下的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是大时代下每个劳动者的缩影。

　　袁凌坦言，自己也是为生计发愁的人。尽管他是作家、以文学为生的手艺人，但收入微薄。他感觉今年大家看书更少了，《我的皮村兄妹》在豆瓣热门榜上待了一个月了，但销量远不如前。以前他的书能上榜一个月，销量可能多四五倍。

　　写到今天，袁凌渐渐褪去了锐利的一面。以前有过的执念——比如要成为大作家、要回归乡土、在哪里有一个终身的皈依——如今越来越飘渺。以前还想写出爆款，如今只是做减法，守住初心，去掉多余的东西，做点喜欢做的。

　　“你愿意做这个就继续做，就像皮村这些人——我想要文学就是最大的理由。”他提到史鱼琴癌症扩散的那一刻，她还是愿意坚持参加文学小组的课。“‘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去听课吧。就当这是最后一次。”

　　书写完，史鱼琴看了，她说袁凌前后用了七年，花了很多心思，写自己时看遍了自己所有日记和微博，他没有把自己写得很惨，而是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追求的自己。她感谢袁凌。

　　左手非虚构、右手小说，对袁凌来说，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非虚构具有现实性的力量，是对真实的传达，而小说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也许更深远。“我希望在小说创作中，仍然有非虚构精神。”

　　提到服膺的作家，袁凌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说教、不自我标榜、诚实而真诚，真正关心人、关心生命，关心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