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既叫“促织”，也叫“蛩”，还有不少地方喊它“蛐蛐儿”，但我翻遍了很多典籍，都没有我家乡的“凸叉子”之称。找不到出处，我也不知道是哪三个字，只知道至今人死了，还有人幽默地称他听“凸叉子”叫去了。

　　其实，在田野里听蟋蟀叫必须是热天，因为天一凉，蟋蟀就入宅入户了，所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也说明，蟋蟀是和“秋”密切相关的。蟋蟀年年准时鸣秋，古人闻蟋蟀声而知秋至，上海人至今呼蟋蟀为秋虫。甲骨文的“秋”，完全是一副蟋蟀的模样，头有须，背有翅，身上还有两道环节花纹，也是这个道理。

　　我第一次见到老农售卖蟋蟀，是在镇江的花鸟市场上，镇江好友C君告诉我，江浙一带自古好斗蟋蟀。他的话好像让我看到了鲁迅在百草园捉蟋蟀的身影。

　　江浙人好斗蟋蟀，C君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怕我不相信，就在书房翻出朱梅叔的《埋忧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孔庆镕的《扬州竹枝词》以及惺庵居士的《望江南百调》等等，为江浙人爱斗蟋蟀找到了理论根据。这里既有“扬州好，蟋蟀斗纷纭”的热闹，也有“蟋蟀声中夜点兵，上场明日赌输赢”的赌戏。

　　玩虫玩到名典林立，大约也只有蟋蟀。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就曾经写过一部《促织经》，只可惜这部专门研究蟋蟀的名著失传了，我只在袁宏道的《促织志》中见过其部分内容。“尝观贾秋壑（贾似道）《促织经》，其略谓虫生于草土者其身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劣。”看样子，这个兵临城下还在玩蟋蟀的贾宰相，对蟋蟀还是真有研究呀。

　　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玩蟋蟀的奢靡之风大加谴责，蒲松龄的《促织》就揭露了“促织之戏”给民间带来的灾难。当时的奢靡程度，我们从现在留下来的各种质地的“蟋蟀盆”上，也能看出一二。玩虫玩到皇帝痴迷，确实是有点过了。真的，古代不但有“蟋蟀宰相”贾似道，还有“蟋蟀皇帝”朱瞻基，这个明宣宗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录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朱瞻基“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就是取材于此。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闻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按照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里的这个说法，玩蟋蟀是从宫廷传入民间的，并不是从民间传入宫廷的。最早时，应该是哪个在田野或者农家生活过的妃妾思家心切，想以此解除念家之苦。而一念之间，让蟋蟀成为一种时尚，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