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将很多情感牵系于《海的女儿》是有前兆的。

　　当然，《海的女儿》的蓝本是丹麦古老民间传说———少女阿格内特和水神的爱情故事。而安徒生对美人鱼的题材的沉迷，在《海的女儿》面世之前与之后都是一如既往。

　　1827年，22岁的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大学，曾描写了一段开始于霍尔门运河，结束于阿迈厄岛的旅行，途中曾经“在那里与一个人鱼一块儿站在海水之中”。

　　1831年到1833年，安徒生每年都会有与美人鱼有关的作品出炉。这一段时间，恰恰是他陷于里波儿的爱情之伤，转投露易丝又是徒劳无获之时。

　　这三年，安徒生先是发表了诗歌《萨姆瑟岛畔的美人鱼》，诗中的美人鱼活了300年，最后化成了泡沫。然后出版诗集《一年的12 个月》，写到了生活在松德海底的美人鱼，其中，有一条美人鱼还游到了海边去观察陆地生活。1833年，安徒生发表的诗剧《阿格内特与人鱼》中，阿格内特舍弃了自己的女儿回到了人间，但她的女儿小人鱼却开始对爱情充满了幻想，这部作品有点《海的女儿》前传的意味。

　　4年后，安徒生创作出《海的女儿》。

　　如果了解了他前期的创作脉络，很容易看出，《海的女儿》大部分故事情节，都可以在之前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在安徒生之后的作品中，也陆续出现了许多美人鱼的形象。

　　如1857年出版的《钟渊》，以及之后的《看门人的儿子》、《干爸爸的画册》等。1870年，安徒生出版了最后的长篇小说《幸运的贝儿》，也提到了关于美人鱼的古老歌曲。

　　他道出女性失语的真相

　　更写出人类的情感认同

　　安徒生在自传中曾写道：“你也能从《海的女儿》中读到我最早的童话构思。”因此，《海的女儿》是阅读或者研究安徒生无法绕过的重要篇目。

　　《海的女儿》译介到中国已有百年。

　　根据目前的资料，《海的女儿》最早的中译本是由孙毓修在《童话》丛刊第一集(1917年)中翻译的，译名为《海公主》。1925年9月，张友松在《小说月报》16卷9号中发表译文《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文中《海的女儿》被译为了《小女人鱼》。

　　“海的女儿”这一名称由翻译家叶君健后来改译而成。

　　有研究者认为，叶君健突出“女儿性”来弱化其“女性”，淡化作品中关于爱情的追求，将小人鱼的愿望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对“成长”的渴求。这样一来，让《海的女儿》更具儿童化的特征。

　　因此，《海的女儿》最开始对中国读者的意义，在于它很好地诠释了一个人的成长所要经历的蜕变，有“女性成人仪式”的意味。

　　《海的女儿》写到了女性的“失语”，美人鱼在寻求“成人”的过程中，必须失去甜美的嗓音和动人的歌喉，最终，无法告诉王子是自己救了他的真相，眼睁睁地看着爱人爱上了别人，因而失去了爱情。

　　“失语”，在安徒生的另一则童话《野天鹅》中也有涉及。

　　这不约而同的“失语”，其用意在哪里？

　　是否是对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客观描摹，是否意味着安徒生进入上流社会后，无法融入的隔膜？

　　这样的解读当然是成立的。

　　的确，美人鱼的失语印证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艰难，但是作者不但再度道出失语背后的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遵从情感的逻辑让小人鱼抛掉了那把刺向王子的尖刀，纵身跳向大海。它靠近的是一种人类集体的情感认同。

　　然而，《海的女儿》为成年人留下了一个如何讲述给孩子的考题。

　　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维持个体的独立，还是要如海的女儿那样为异性彻底奉献、牺牲？在当下的时代当中，作为讲述者的父母应该给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女儿明确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