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哥氏（指哥伦布）、维氏（指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这句著名的质问揭开近代学者研究郑和的序幕。

　　像梁启超一样，将郑和视为航海英雄，是百年间学者和民间的普遍看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西洋之后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西方崛起的论调也流行一时。

　　然而，反面的评价和质疑，自古至今从不曾停止。

　　郑和为什么下西洋？他的宝船到底多大？船队去过哪些地方？下西洋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后世学者们在无数谜团和悬案中困惑不解、争论不休。

　　记者采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和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所主任万明，两位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各种疑问又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国际贸易还是寻找建文帝？

　　上世纪30年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长乐出土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给史学家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郑和研究掀起一浪高潮。

　　1936年，一场关于郑和的学术战打响了。著名学者吴晗和北平大学学者许道龄，在《禹贡》半月刊上来回笔战了一年。

　　他们争论的问题正是困扰史学界的一个谜：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六次是受明成祖朱棣委派，可见其帝王意志的决定性。那么这位皇帝，在五次北伐、迁都北京、疏浚大运河、修订《永乐大典》的同时，为何还那么热衷于斥巨资派郑和下西洋呢？

　　争论的开始在1936年1月，时任清华大学讲师的吴晗在《清华学报》上刊登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用详尽的史料论证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经营国际贸易”。

　　一个月后，由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的学术杂志《禹贡》半月刊上，刊登了北平大学历史系学者许道龄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信中列举数证，驳斥吴晗的论点。他认为，永乐年间禁止民间海船，以及郑和下西洋各国，多赐金币给藩国等事实证明，明成祖并不以国际贸易为意，他主要是为了寻找被他颠覆了政权，可能流亡海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踪迹建文”、“巩固帝位”才是朱棣真正的目的。

　　根据《明史》记载，1402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表示，“前人研究成果也是有两种说法，但是比较多的认为是化妆成和尚，向西南方向跑了。”建文帝不但跑了，还可能逃出了国境。

　　其实关于动机问题，仅在《明史》中就同时存在两面叙述。

　　《明史·郑和传》中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命和……等通使西洋”。

　　《明史·胡淡传》也提到：“传言建文帝踏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吴晗由于生病疗养，直到几个月后才看见许道龄的驳斥。1936年6月，吴晗在病床上给顾颉刚的回信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正面回击。

　　在此后一年里，许道龄的好友李晋华，和吴晗的好友、《禹贡》的编辑童书业都加入了论战，争斗数个回合，直到1937年5月，童书业发表《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一文，从汉代开始论证中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论战才落下帷幕。

　　“以往认为郑和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葛剑雄说，“现在多数学者已予否定，而认为是为了宣扬国威，扩大邦交，也有贸易方面的需求。”

　　但争议并没有真正结束。直到今天，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性质依然没有被学术界定论。

　　郑和比哥伦布更早发现了美洲？

　　郑和的船队究竟航行了多远？学术界普遍的看法，终点在非洲东南。

　　2002年，金国平、吴志良发表《郑和航海的终极点——比剌和孙剌考》，从阿拉伯和葡萄牙史料出发，对郑和下西洋所到比剌和孙剌地点做了进一步探讨，确认下西洋终点是在莫桑比克和索发拉。

　　但是， 2002年3月，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伦敦一个有200多名专家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宣布：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并绘制了世界海图；早于麦哲伦100年前，中国人已经完成了环游地球的壮举，郑和是世界环球第一人。他把研究了14年的成果写成了一本轰动的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

　　孟席斯所有的猜想起缘于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张航海地图。据称这张地图绘制于1424年，地图上画了处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孟席斯认为，这暗示了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70年有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而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郑和的船队有能力做这样的航行。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孟席斯在日本的龙谷大学里他找到一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张地图印在丝绸上，内容除了中国和朝鲜、日本等国家外，还涉及到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这张地图如此精确，毫无疑问，它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

　　“我的结论是中国人在1421年到1423年间就绘制了世界地图，完成了全球航行。他们到达了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地方。几十年后他们的大部分记录被毁掉，并且放弃了全球远洋航行。但是中国人的知识通过葡萄牙人，通过参加了中国人远航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达·孔蒂传播给了西方早期的地图制作者。”

　　可是他的结论，遭到了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普遍否定。

　　“我很钦佩孟席斯的研究和想象力，但是从严肃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他从错误的假设出发，采用了不可靠的或并不存在的证据，又通过非正常的推导过程，得出了离奇的结论。”葛剑雄这样评价这位英国海军军官，“那张绘制于1424年的地图，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其年代。而即使这些古代地图制作年代的判断没有错误，他由此作出的推断也过于片面和武断。欧洲人难道只能从郑和船队获得地理知识吗？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实践领先于中国，至少不在中国之下。郑和的远航，也明显得益于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日本地图史家海野一隆早已指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等的出现，是世界地图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证据。就连《郑和航海图》上用‘指’来表示纬度值，也是受伊斯兰制图技术的影响。如果这些地图上描绘了好望角，也只能是阿拉伯人航海的成就。”

　　劳民伤财还是意义重大？

　　梁启超开启郑和研究风潮后，这位古代航海家的事迹很快也被寻常百姓津津乐道。可是质疑声也从未断绝。甚至，对郑和宝船真实性的考证一度成为热门。

　　上世纪40年代。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一文，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疑问，这个尺度比现代足球场更大，学者认为不可思议。

　　更深的质疑来自郑和下西洋的实际意义。袁腾飞曾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中直言不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不计经济效益，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七次下西洋，600万两银子花出去，郑和整个是一个散财童子……”

　　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载的一段往事，让我们窥探到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当时明朝官吏眼中的意义。

　　明成化年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过去了30多年。

　　一日，太监劝宪宗效仿成祖，重下西洋，皇帝于是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然而，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却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兵部尚书项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大怒，刘大夏则从容地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这段记载后来让刘大夏背上了“烧毁郑和航海资料”的罪名，但他所说“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的论调，却也为不少人支持。

　　“有部分学者认为七下西洋的巨大开销给明朝政府加重负担，郑和做的是蚀本生意，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万明说，“但这种认识有片面性。实际上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郑和通过贸易带回的苏木、胡椒，一度成为官员俸禄，这不但没有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反而是帮助缓解了明朝滥发大明宝钞纸币而引发的货币危机，时人评价为‘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

　　“同样有人认为，郑和的航行不如哥伦布、麦哲伦那样带回殖民霸权。但我们如果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麦哲伦第一个完成了环球航行，可他却作为一个残忍暴虐、贪得无厌的侵略分子载入菲律宾的史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把奴役和屠杀、掠夺带给了拉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而数百年中，东南亚各种郑和庙宇香火旺盛，美好传说历久不衰。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万明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