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作家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几乎都在谈自由、战斗、国家前途这些宽广宏大的主题，和他们相比，我们的追求显得过于现实、自私、软弱无力。

　　我记得有一位好友对我这样说：我们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有能力做好其他任何繁琐复杂的工作，但可能就是无法做好文学，因为文学是最具创造性，也是最为内心化的精神产品。文学需要我们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有细致的感悟，但目前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基本脱离了这些，我们不断地书写青春，试图用文字留住青春，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迅速走向了世俗，走向未老先衰的所谓成熟。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写作上最大的难题，在于怎样把握并表现时代与个人的精神冲突。

　　总还是需要有一些作者来书写过去的事情，无论是在文学的语言风格上，还是在写作者的个人品格上，我们都需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写出那些既有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又有当代文学创新精神的作品，反思并且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评说

　　冬筱出生时，正值“胡风集团”群体落叶飘零的时节；《流放七月》完成时，健在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如他在后记中所说：“ 七月诗人们的谢幕之日已经不远。”实际上，属于他们的时代大门，已经关上。

　　我一直试图理解，出生于一九九0年的冬筱，为何会在就读大学期间，以长篇小说处女作来进行一次沉重的历史追寻。这显然带有一定冒险性。阅历，抑或环境，对他均是挑战。

　　环顾四周，娱乐化早已蚕食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没有忘记历史，也有不少人热衷于历史话题，然而，碎片化、八卦化已成趋势，昔日的沉重变为茶余饭后轻松的谈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十出头的冬筱，却反向而行，他将散落的历史重新串连，加以整合，使之形成《流放七月》中同龄人青春躁动的对照、映衬。在这种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描写中，不同时代的青年群体，其生存状态、精神历程与情感层次，得到深化。

　　不错，《流放七月》仍属青春文学，但我有一种感觉，作者从一开始显然有意识地想跳出通常意义的“青春小说”范畴，他不满足于毫无节制地、表面化地描写当下青年的躁动不安，更愿意整合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担负其使命的小说。这一使命，抽象地说，是文学如何对应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他作为第三代后人，如何履行家族的责任。无疑，冬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双重使命。在他的小说里，百年之间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乃至时间的流动，被他揉碎、剪辑、拼接、重构，呈现于小说之中，充满丰富的张力。

　　为历史而写，就是为青春而写。

　　冬筱是“七月”诗人的第三代，当他出生之时，前辈的冤案已经平反，他不可能对他们承受的痛苦有直接感受，也不像父辈一代人，其青春岁月是伴随着家庭的悲欢离合而度过。没有切身感受，并不意味着历史与他无关，爷爷、父亲两代人的人生遭际、心灵伤痕，他们对历史的体验与认知，总是会以不同方式内在地介入与影响第三代的生活与情感。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具体地存在于每一个家庭的延续之中。

　　冬筱勇敢地回望上两代人的痛苦，透彻地描写两代人浩劫过后的心灵创伤，其实是在呈现三代人不同的青春过程中，寻找自己这一代人青春存在的理由。对于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外在地看，即便某一历史悲剧或许过去，但深藏其中的伤痛不可能消失，它早已成为所有人生命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是否敢于面对，敢于思索。作为小说家，一旦叙说家族故事，必然要描写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换句话说，冬筱或许是在借《流放七月》的历史叙述与忧思，试图解答心中疑问：当下年轻人的青春，难道真的是空中楼阁，真的是只供他们自己肆意挥洒的东西，与前辈无关，与历史无关，与未来无关？

　　《流放七月》中有一段话写得好：“会有往日的人重新回来，也会有未来的人继续抵达，一同去讲述七月缤纷的故事。海子的诗里这样写：‘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由青春出发，渴望抵达的是岁月的苍凉。

　　因此，作者在《流放七月》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既是归来的往日之人，也是自遥远而来的抵达者。作为往日之人，他必然能真切地感受前辈经历与承受的一切：激情、亢奋、坚守、固执、无奈、尴尬、悔恨、悲凉；作为抵达者，他必须超越前人，站在峰巅之上，不露声色地俯瞰历史场景中来去匆匆的身影，重新将他们冷静而客观地加以审视。不同角色的变换与交叉，使小说的历史叙述与现实描写，时而清晰，时而隐晦，很难让人轻易地做出感情取舍、是非判断。

　　历史或许就应是面目不清的对象。

　　现实，又何尝不是？

　　两者衔接，一代人的青春叙述，站在了一个坚实的岩石之上。

　　李辉（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