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文学，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却没有人研究，余凤高是最先起步的。

　　这些年，除了弗洛伊德、鲁迅、医学这几个关键词外，余凤高开始写一些通俗读物。60万字的《100部世界名著的背后》，马上就要出版了。这里没有百度百科，每一个背后，都是他在外文书籍里一点一点译出来的。比如他发现《白雪公主》里的魔镜，实有其物，就在德国。

　　“人类进化上千年，大脑的变化不大，人对感情、生活的趣味好恶，变化也不大，所以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现在也能读。我就想，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会有人感兴趣，所以我就坚持继续写下去。”余凤高说。

在医学史中找乐趣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你很喜欢文学吧？

　　余凤高（以下简称余）：我家是地主，生活条件比较好，我只喜欢看书，对生活不了解，像书呆子一样。

　　我读书时，写作很好，作文经常被拿出来读，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以后当个作家。但我不知道作家是搞创作的，我写小说不成功，也就写写散文。

　　记：“文革”时您受了很多苦，听说也是书救了您？

　　余：“文革”时，很多人自杀了。我虽然也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挨过斗，而且觉得深受侮辱，但从来没有想过死。

　　一次，我被迫去洗刷墙壁时，一个女小将来到我的面前，恶狠狠地对我说：“一辈子都要让你干这种活！”我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那一次不知怎的，却立刻回敬她：“你看着，将来我一定比你强！”

　　记：这句话不像你的性格，当时怎么会脱口而出的？

　　余：我还有这么多书要看，怎么能死？我是在书中——更确切地说，当时是在医学史中找到乐趣的。

　　记：您是学中文的，怎么会去看医学书？

　　余：我妻子是内科医生，“文革”的时候别的事情做不了，她觉得我不如学点医打发时间。于是我就看了很多医书，中医不感兴趣，就看西医的书。所以那时，我一离开那个不能自主的场所，就直奔浙江图书馆和浙江省科技局的图书馆收集医学史资料，然后回家翻译成中文，积累起来大约一百万字的内容，二三十本笔记。

　　但在当时，这些资料都是毫无用处的。一位很权威的主任医师听说我在抄录这些资料后说：“弄这些干什么，有什么用？”但是，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用。

文学中的病态美很有趣

　　记：医学书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余：我看过意大利犯罪学家伦布罗索的《天才论》，里面举了很多关于天才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精神病人。当人得了精神病时，就会出现天才的闪光。尼采只有犯精神病时，灵感才会产生。癫痫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著名文学家）是最有名的例子，他认为癫痫发作之前的一秒钟，是最愉快的时间，他说：我宁可用一生换取这一秒钟。

　　记：难怪后来您写了《精神病文化史》、《肺结核文化史》，有人说，这本《肺结核文化史》可以当作文学史来读。但是肺结核和文学有什么关系？

　　余：很多作家都生过肺结核。最有名的是《魔山》作者托玛斯·曼，他的妻子生了肺结核，到瑞士疗养，他去看妻子，呆了3个星期，就写了这本书。

　　还有许多作家认为，生肺结核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最有名的是诗人拜伦，他曾经对太太和女朋友说：我最好生肺结核，如果生肺结核死了，是最幸福的。这样，大家就会说：这个人死了还这么漂亮。

　　记：为什么呢？

　　余：因为生肺结核的人，每天下午脸颊上都会泛着淡淡的红晕，死的时候也是这样。]

　　当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生过肺结核，拜伦、雪莱、济慈都是，他们认为三十多一点的年龄，最适合生肺结核，而且最好在这时死去，因为人年纪大了，就不美了。

　　为什么人的面容，会让人感受到愁思、忧郁、失败、绝望？浪漫派中流行的这种风气，关于这种病态美，是值得探讨的现象。

写作时所说不同所想

　　记：后来，您怎么又去研究弗洛伊德了呢？

　　余：1981年春天之前，我一直在写“鲁迅著作中的自然科学史知识”系列短文。在英文、俄文版医学史、心理学史、百科辞典中，零散看到了关于弗洛伊德的介绍。

　　他的一些理论，显然是符合人的心理实际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说它荒谬之至、极端反动，为什么呢？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冲动。那时，还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领域。

　　记：你研究了哪些方面？

　　余：潜意识和性心理，是弗洛伊德的两大支柱。而我感兴趣的问题，正是潜意识与爱情心理之间的关系。这在西方文学中，表现很多。很多作家在现实中无法说的话、做的事，就通过小说人物说出来、做出来。

　　比如《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他一辈子没找到一个两情相悦的爱人，因为他长得实在太难看了。所以，他笔下的于连最后找到了女人。而他自己也说，通过小说中的这些描写，自己的内心也愉快了。

　　鲁迅不止一次地谈到，在写作的时候，“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后来，我就想看看这些在中国小说中是如何表现的。

　　记：章士钊是至今为人所知唯一直接与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中国人，您还找到了他们的通信，太厉害了。

　　余：1981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读弗洛伊德的著作，看到章士钊写的《弗罗乙德叙传》上有这封信，是花体德文写的，没人看得懂。之前曾请过很多人翻译，都没能如愿。我就托人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黎辨认翻译，他曾在1958年魏玛国家档案馆研究过德、奥花体德文手稿，花了很久，终于译出了这则信，最后又请几位奥地利外交官看，肯定了这则译文。之后，人们在论文中引用的都是我这段材料。

　　记：您研究了弗洛伊德之后，怎么看心理分析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余：作家写人，只写行动，不写思想，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作家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人物思考，而是要通过行为窥视他人的思想。

　　弗洛伊德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医生对来看病的男人说：你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旁的妻子说：我知道了，以后他想吃什么，我就让他吃什么。

　　这样一句随意的话，就看出家里谁做主了。如果用在小说中，这段对话是很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