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作家崛起

　　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肇始于1970年代末，风靡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中绝大多数人以留学、求职等为目的，经过多年的打拼，逐渐定居于海外，由此被称为“新移民”。

　　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底，中国留学总数达162.7万人，回国人数49.74万人，这意味着有百万以上留学生从留学演变为学留，这股出国潮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居世界之最，为全球所罕见。” 如果再加上经商、婚嫁等其它方式移居海外的人员，新移民群体无疑十分庞大。而且，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背景、中国历史经验、文化精神配备、投入移民过程的动机和过程乃至其在西方社会的境遇和表达诸方面” ，都和以往的华人移民或华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巨大的新移民阵营中，有些人在实现了自我生存需求、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之后，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也有少数原本在国内就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卢新华、陈河等），继续从事文学写作，由此逐渐形成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作家拥有特殊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履历。与聂华苓等老一辈移民作家或华裔作家有所不同，新移民作家主要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大陆接受了完整的启蒙教育。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教育和文化启蒙，都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基本一致。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大学毕业生，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母语基础雄厚，且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与中国本土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履历：一方面，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也谙悉198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和现实面貌，有些甚至在移民之前就已经在国内发表过不少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流散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建构中具有多重文化相融会的“混血”特征。这种特征，既给他们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带来某些焦虑，但也给他们审视自身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境域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此同时，新移民文学的创作队伍相对整齐，主要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目前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他们摆脱了以劳工为主要角色的早期移民身份，绝大多数都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移民，在经历了迁移初期的艰辛创业之后，他们都摆脱了生存之忧，完全出于个人的文学爱好，以纯粹的非功利性专事写作。这种膺服于个人内心审美需求的写作，使他们较好地摆脱了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确保了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熟悉居住国的语言，凭借特殊的文化环境，广涉西方的优秀作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状态，从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而宽广的审美视野。因此，就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而言，新移民作家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充满执着的艺术精神，并高度依赖母语写作，是当代世界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

　　历史记忆与现代生活

　　新移民文学的审美视野十分宽阔，广涉各种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其文化的混杂性和观念的多元性都非常明显。譬如严歌苓的创作，既有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反思性表达，如《第九个寡妇》、《天浴》、《陆犯焉识》，又有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跨界性书写，如《寄居者》、《小姨多鹤》、《扶桑》，还有对移民生活现实所面临的诸种潜在冲突的人性化探讨，如《少女小渔》、《吴川是个黄女孩》、《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太平洋探戈》等。尽管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它们仍未离开“流散文化”的内在属性，即一种与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文化之根”紧密相连的精神状态。纵观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审美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海外华人的开拓史和漂泊史。二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三是异域现实生活的内在冲突。

　　对异域现实生存中各种复杂冲突的书写，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无法回避的命题。新移民作家也不例外。但新移民作家在面对这些生存冲突尤其是文化冲突时，不仅仅满足于其外在生存形态及观念的表达，也不再单纯地再现移民们因文化的错位而导致的迷惘和困顿，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个体的微观体验和理性认知，积极寻求不同文化的“混血”方式，传达某种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故国的空间距离明显缩小，因异域文化的不适而导致的恋乡情结日益淡化，“千山外，水长流”的思乡之情不再浓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式的欣喜也不甚突出，因为便捷而频繁的跨国交流，使他们逐渐消除了漂泊无依的游子心态。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很多人物往往具有跨国界的全球性活动空间，如严歌苓的《人寰》，张翎的《羊》、《邮购新娘》等，都是如此。

　　他们在流散之中深感族群身份的重要性，亦尤为关切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总是渴望民族强大，国家强盛，以增加自身的文化自信力，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济世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新移民文学则普遍追求宏大叙事，关注重大的历史命题，并突出创作主体的理想情怀和精神意愿。譬如，在书写华人移民漂泊史方面，新移民作家就不遗余力地表现华人内在的生命韧性，彰显他们勤劳、智慧、善良、坚毅等优秀的精神品质，以及他们对居住国社会伦理的重要影响。

　　严歌苓：个例剖析

　　像严歌苓的《扶桑》，就是通过一个叫“扶桑”的中国少女被拐卖到美国之后的种种苦难经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韧、隐忍而无私的精神特质。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扶桑作为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弱势平民，作为一位被奴役者和被伤害者，始终带着善良温和的人性品质和顽强不息的生命意志，直面一切生活的不幸。在经历了无数的欺凌羞辱、生死劫难之后，她依然生机勃勃，光彩照人。尤其是她对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情感呵护，始终体现了一种博大的母性情怀，并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

　　严歌苓就曾说：“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纵观新移民文学，他们无论是表现历史记忆，还是展示现实生活，都会带着某种自觉的经验意识，去捕捉一些不同族群之间的生活，展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冲突形态，并积极张扬多种文化的融会过程。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让一个日本二战后的遗孤多鹤留在中国的普通家庭之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宽恕、隐忍和牺牲。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张俭和朱小环夫妇不仅守住了多鹤的真实身份，化解了种种难以言说的政治危机，还从情感上消解了多鹤内心的隐恐与忧虑，使多鹤以特有的血缘关系融入到中国家庭的内部，从而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种族隔阂的亲情关系。

　　而她的《寄居者》则以1942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德国与日本针对犹太人而秘密筹划的“终极解决方案”，在法西斯主义的白色恐怖氛围中，书写了一群中国百姓与犹太平民的艰辛生活。小说的主线虽然是阿玫与彼得、杰克布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它所展示出来的，却是一群寄居者的体恤和关爱。其中的叙述者阿玫虽然在美国长大，然而她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寄居者，“我是个在哪里都溶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来自奥地利的彼得和美国的杰克布，作为犹太人，同样也成了没有家园的寄居者。这些寄居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到反法西斯的抗争之中，彰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越界交融。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新移民作家总是让不同民族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走到一起，从而形成情感、观念甚至伦理上的各种纠结，由此凸现文化的混杂性所引发的丰富奇特的生存景观。

　　其实，严歌苓的很多小说都带有某种民族精神的寓言化倾向。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那个中西混血儿菲比之所以夭折，就是因为她只是美国同性恋男子“亚当”和中国女子“伊娃”的科技产物，并非两情相悦、心灵交流和肉体融合之后的爱情结晶。菲比的夭折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不是通过金钱和现代科技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通过身心的交流和碰撞。遗憾的是，在技术和金钱都很雄厚的西方社会面前，“伊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很难拥有自由的伸展空间，所以她无力施展母性的潜能。

　　新移民作家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且熟悉居住国语言，这使他们可以从容地广泛涉猎中外优秀作品，并为他们在审美表达上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参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文本形式的先锋性和实验性，也很少对话语的表达进行刻意的雕琢，而是专注于生存意义的建构和主体思想的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