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继承制度上，从整个世界来说，既有“长子继承制”，也有 “诸子均分制”。

　　中世纪的欧洲，家产均由长子继承，其他子女必须自谋生路，如鸦片战争期间来中国打仗的英国军人很多都是弟弟士兵。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则随着一代又一代均分家产，前辈所创造的大家业，变成不起眼的小家业。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长子继承制”，有利于贵族的产生和推动非继承者的奋斗精神；“诸子均分制”，则助长了“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后辈的日子越过越穷。

　　中国最早的“诸子均分制”源于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的“推恩令”，其目的是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汉高祖刘邦在开国初期，错误地接受了秦始皇不封同姓王失去国家政权的教训，大封同姓王，试图以刘家子弟为屏障，确保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结果适得其反。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授予封号。

　　汉武帝让诸侯王多多分封子弟，王国的封地也就在无形之中被他们自己不断分割，越分越小，以至于任何一个刘氏王国都没有力量与中央政府抗衡。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治国指导思想后，进一步把“诸子均分制”推向全国，民间家族土地也越分越小，普天之下皆为小农。

　　本来今日的中国民企也会走上越分越小的类似“诸子均分制”之路，但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家庭人口普遍比较少，传统“诸子均分制”产生的严峻问题并不突出。如果像民国年间“企业大王”刘鸿生那样拥有11个子女那就会麻烦多多了。

　　即使当代民营企业家子女不多，也有一个继承和传承问题。对于创业的企业家来说，把孩子培养成管理者是早有准备的。如民国年间的刘鸿生一生引以自豪的是两个投资：一是投资工矿企业，二是投资子女教育。他把11个子女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而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都会忙三件事，一是奔波企业发展，二是与政府打好交道，三是关心孩子教育。

　　“富二代”成为管理者，拥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第一代致富者所处的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市场经济不健全，只要胆子大，钱来得就快。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所遇到的形势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富二代”不具备相关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就不可能领先；二是第一代致富者在创业之初吃了很多苦头，大多不愿意让子女吃苦。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富二代”的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