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公司不同于原来的国有企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的若干市场运作方式，为我所用。清末洋务派有句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还有启迪。

　　荣毅仁成了众所瞩目的人物，他身穿笔挺的中山装，戴着金边眼镜，显得从容而儒雅，兴冲冲地和董事们致礼寒暄，一个个周旋。他的内心却是激动的，有股油然而生的豪迈之情，思逝念今，感慨良多。从父亲开始创业，在家乡无锡发轫，在上海滩崛起，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风云际会，跌宕起伏，荣辱交加。他的家族经历了太多的事，荣毅仁经历了太多的事。荣家虽言称不问政治，但从父辈的实业救国，兼济天下，到他选择了追随共产党，信仰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他父辈的骨子里，他的骨子里，都有股凛然的底气在撑着。正因为这样，共产党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共产党，双向的选择造就了相互间的一种由衷的信任。除了文革时期的坎坷，他解放后的路还算平坦。不能说他在这几十年里没有丝毫的个人功利的考量，也不能说他没有过困惑和苦涩。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他在几十年里逐步摆脱了一个资本家逐利的思维方式，而是有了信仰。这个信仰就是把个人的作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静致远、克己奉公，从而在个人追求与国家利益间寻求到一种平衡。几代共产党领导人所以能器重他，不仅仅因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他的信仰和精神底气。荣毅仁很感激共产党对他的知遇之恩，副市长、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都足够说明了对他的重视。时至今日，又把横空出世的中信公司交给了他，他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很重并寄托了社会变革经济变革的重望，对此，他是相当敏感的，也非常看重中信公司“老板”一职，比以往的历次任命都看重。但他想得最多的，不是个人得失进退，而是将耿耿此心全用在公司的发展上，以求得公司在急风暴雨般的历史演进中冲锋陷阵，一马当先。

　　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王震、乌兰夫、谷牧、陈慕华等领导人会见了中信公司的全体董事，说了许多祝贺、勉励、支持的话，并和董事合了影。

　　董事有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除了荣毅仁、王兼士、经叔平、吴志超、徐昭隆、吴光汉、雷平一、杨锡山、刘靖基、王光英、胡子婴、孙晓村等外，还有港商、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宽诚，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副会长马万祺、缪云台，来自政府部门的董事有王军、叶选基、闵一民、吴一帆等。这些董事的选择，大都是荣毅仁推荐的，他选定这样一个董事会的组成名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人员构成上在那个时候是大胆的，是个优势互补的最佳组合。上海那班老先生不用说了，已在前期的公司筹建中出了大力；而王军、叶选基等人，虽初涉商场，但活动能力强，很有见地，证明才堪大用；而来自港澳的几个董事，在港澳地区乃至世界上都是有影响的商人，深谙商品经济，并都爱国爱乡，或任全国人大代表，或任全国政协常委，或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内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介入无疑使得公司拓展了空间，对于争取和发挥海外华侨的作用和资源是大为有益的。荣毅仁将这个名单交国务院审核批准。

　　在第一届董事会上，荣毅仁代表筹备组向董事们报告了公司的筹建经过，筹建期间所开展的业务情况及今后的工作思路。荣毅仁在最后说:“中信公司前一时期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搭班子、办手续，一边谈生意。我们仅三十多人，但大家悉力以赴，通力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为公司的正式成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务院对我们的前期工作是肯定的。但万里长征，我们仅跨出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中信公司不同于原来的国有企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的若干市场运作方式，为我所用。清末洋务派有句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还有启迪。那就是社会主义为体，就是指我们的方向和道路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西学为用，就是资本主义有些积极的方面我们可加以利用，也就是洋为中用。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要解放思想，上下探索，顺乎时势之必然，才能在路漫漫的征程中劈波斩浪，克底于成。”

　　（精彩下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