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定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本人不用说，自然大感鼓舞。而传之全国，更让各地的工商界非常兴奋，感念于共产党对资本家的优待的国策未变，一国领袖对一个资本家“五反”的评定亲自裁定，手下那么留情，足以说明共产党对工商业人士的宽大，在五反中受了冲击，心情消沉的，雄心复起，干事业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

　　而荣毅仁“武戏文唱”这些话，经毛泽东引用，一时成了经典，也使得荣毅仁名声大扬。上海的“五反”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宣告结束。党中央的评价是: 上海“五反”，反而不乱。

　　有了这番经历，荣毅仁对共产党多了份不可言喻的亲切感。另外，政治上也成熟了不少。

　　一场让资本家战战兢兢的风暴平息了，他们重新穿上西装，开着美国牌子的小汽车到工厂或公司上班，颇有日光之下并无事端、太阳照常升起的感觉。

　　荣毅仁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都无大变，家里有仆人、厨师，荣毅仁乘坐别克、凯迪拉克出入，后来换了一辆奔驰车。

　　荣智健就读的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由人民政府接办，1952年，两校合并为上海第三女子中学。荣智健仍在附小读书，他已读六年级了。他参加了两校合并和更名仪式。撮合这两大名校合并的是中西女中校长薛正，薛正也是无锡人，一个很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她早年就读圣玛利亚女中，后考入燕京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初任中西女中教务长，后任校长。

　　抗战期间，日军欲“征用”中西女中校舍，她六次亲至日本陆军司令部交涉，严正之词和义烈之气使日本人不得不让步。汪伪期间，薛正拒绝汪伪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聘书，拒绝讲授日文课，拒绝日本女子垒球队来校比赛。

　　1948年，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春几经周折，返回中国，继续担任中西女中校长。并在学校推行热爱新中国的教育，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新社会的活动，使荣智健很受教益，比别的同学更幸运的是，他不仅近距离接触到了陈毅、潘汉年等共产党高官，还觉得他们气度不凡和情义可感，同学们知道后，都很羡慕他，有些同学问他:“陈毅样子凶不凶？腰眼里插不插枪？”他摇着头说:“挺和气的，说说笑笑，穿的是军装，没带枪，对了，那次还带孩子来呢，和我们差不多大，和我在花园里踢皮球玩。”

　　正是在“五反”结束不久，荣智健拥有了一辆英国产的红色皮座敞篷辛格跑车，这一年荣智健10岁，他就学会了开汽车。当然，荣毅仁是绝不允许他上街的。他只是在院子里开开玩玩而已。

　　不久，荣毅仁接到通知，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并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他所陌生但很向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在当时来说，这是极荣耀的事。

　　临行前，荣毅仁请了吴一帆夫妇，和已经回归大学教室的紫竹以及前来探亲的陆晓波到家里来吃了顿饭。陆晓波的审查已过关，“特嫌”解除，心情特好。

　　荣毅仁的家坐落在一条安静的大弄堂里，因前一段时期荣毅仁无心打理，这座西式院落有些荒芜了。这天，荣毅仁请来花匠，和吴一帆、紫竹姐妹、陆晓波吃饭前一起动手，将院子细细整理了一番，除去杂草，草坪的细草以及沿围墙的夹竹桃也都精心作了修剪，密密的白色的花朵更显灼目了。几棵大树也剪去了多余的枝叶，又重新种植了月季花和雏菊。院子就显得更加干净和安静了。

　　荣德生在1952年5月下旬，突患紫癍症，皮下经常出血，中西医治疗后，不见好转。这其实是罕见的血液病，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方法和药物并不多，是一种很难治的顽症。

　　荣毅仁正在为“三反”、“五反”运动而烦心，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基本清白的，他也没有刻意换上人民装，仍过着原来那样富裕阶级的生活，但整个上海都失去了平和，开始动荡起来。荣毅仁并没有仓皇失措，但也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到后来，当工厂的揭发材料一叠又一叠地送到和平饭店时，他觉得自己的自信心就像阳光下的雪人，正在迅速地融化成水。

　　他知道父亲得了病，便请假匆匆回无锡看望父亲，在父亲身边待上一两个小时，便返回上海。他觉得内疚，但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不可能不参与运动而请更多的假。

　　很快，荣德生卧床不起了，荣毅仁让七弟荣鸿仁、妹妹荣漱仁、荣毅珍到无锡照料父亲。荣智健很挂念爷爷的病情，因为要上课，他只能写信向爷爷问候。

　　7月，漫漫的夏天即将开始，上海的运动也落下了帷幕。荣德生病势日重一日，鸿仁给四哥拍了封电报，荣毅仁立即从上海赶回无锡，侍奉老父于病榻之前。

　　鸿仁告诉四哥，经几个医生的会诊，一致的结论是，父亲的病已入膏肓，只是拖延时日而已。在世之日的多寡，难以预测，反正是不会长久了。

　　荣毅仁一听，面色凝重地说:“好辰光到了，爹偏偏病倒了。”他眼睛里泪光莹莹的，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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