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湛

　　我最怕年轻的朋友让我“指点”，说说如何读书，如何处世，如何做事。因为这三件事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又太寻常了。因为重要和寻常，就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速成秘笈”。

　　和同时代无数农家子弟一样，我上学最大的动力是为了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那种为应付高考的学习与真正意义的“读书”还是有所区别的。我酷爱读书且阅读兴趣广泛，最直接的原因乃是乡下可阅读的书实在太贫乏了，所谓“饥者易为食”。

　　少年：

　　遍啃村里能借到的所有书

　　我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小学四年级所读的竖版繁体《西游记》，简化字都认不全的我硬是囫囵吞枣地把这部书啃完。读过的第一本现代长篇小说则是当时的“主旋律”作品《海岛女民兵》。繁重的农活之余，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此，我几乎读完了村里能借到的所有书，包括《毛选》五卷和《赤脚医生手册》。而乡村社会里那种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对自己日后为人处世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乡村成长的那段时光，因为信息的闭塞，道德伦理和社会知识的教育，最主要的渠道是长辈特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也包括传统乡村文化的耳濡目染。

　　我的父亲好交朋友，和三教九流包括乞丐都处得很好，他常常教导我：不要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都有值得你学的长处，他们混得不好往往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我在新出版的《进城走了十八年》后记中说到，考进大学进城，顶多是走进“瓮城”，因为自己过的仍是集体生活，没能进入真正的都市社会。

　　大学：

　　读书全凭兴趣而非赶时髦

　　1989年9月，我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走进兰州大学时，确实是一只很自卑的丑小鸭。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我不会说普通话，因为我的小学、中学所有的老师包括语文老师都是用方言授课，家里直到初三才有收音机。当我去校园商店买肥皂时，硬是把“肥皂”说成“匪操”。售货员听不懂，比划半天才明白。她大笑，我则满脸通红。我上铺的兄弟，在陇东乡村长大，但他普通话说得很不错。一有余暇，他便拿着一本《济慈诗选》，一篇篇、一行行教我念，有一个晚上我突然开窍了，从那以后，普通话有了质的进步。

　　进了大学，少年时无书可读的饥渴一下就解决了，图书馆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那4年，我的读书没有太多的功利色彩，读书全凭兴趣而不是赶时髦，文、史、哲等，内容很杂。记得《万历十五年》刚在大陆出版时，就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介绍给我读。有一学期，我把任继愈先生编的《中国道教史》、《中国佛教史》读完，还借来一本明永乐年间刻印的《金刚经》影印本，艰难地啃。

　　工作后：

　　中国式人情世故是相通的

　　我分配到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位于东北郊的一家大型公有企业，当时企业经营状况很差，但在前两年从大学毕业生变成社会人的瓶颈期内，我感到非常温暖。带我的师傅和我的部门领导都是老北京人，他们身上有着大度儒雅而又仗义的老北京人范儿。我并没有大学所学的那些东西在这个工厂无用武之地的焦虑，相反觉得很有趣，原来工厂是这个样子，产业工人是这个样子。我的部门领导和师傅，把我看成一个离开家庭的孩子，处处照顾我、点拨我。

　　两年后，我考公务员进了国务院某部委，工作的环境变化很大。但我一进去就发现，没什么太难适应的。因为无论乡村、大学，还是工厂、国家机关，在中国社会里，共性远远多于特殊性。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到处都是相通的。认清这类中国社会的“密码”，就能适应不同的工作、生活场所。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