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卢欢

　　“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方方说，1926年初秋，正值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一场残酷的围城战役让武昌曾经有过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毁于一旦，最终灰飞烟灭。

　　作家方方的最新长篇《武昌城》落笔于80多年前的武昌战役，用小说的形式记录着发生在老武昌城的这场灾难。“武昌被封40天，关在城里的老百姓遭遇到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痛苦。这如同牢笼的40天里，战争给他们每个人带去的都是血泪斑斑的创痛。相信城里的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特别的经历。很多人的命运因这次围城而改变。”

　　2006年，方方开始动笔写这部历史小说，这一年正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

　　“那一代人是有着‘大我’气概的一代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表现出一种非常的勇敢，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今天我们这个讲究实惠、放弃理想、追求小我的年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何其可贵。”

　　正如方方所说，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那些怀抱理想、勇敢拼搏的前辈们的生命之上。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些历史铭记于心。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了解到1926年发生过武昌围城战役的？当时，您心生何种感触？

　　方方：我青少年时代住在江北的汉口，30岁后住到了江南武昌，在山水逶迤的武昌街上来来去去，逐渐对它的地名了如指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了洪山看蛇山，也骑着自行车穿过古楼洞，路经胭脂路，还到花园山参观过老教堂。

　　我从来没有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直到有一天，大学同学夏武全约我一起去昙华林看老街老建筑。我在湖北前辈石瑛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残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去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说这真的是老武昌城的城墙砖。我有些惊讶，甚至有点震动。抚摸着那些古朴而苍老的墙砖，心里竟有万千感受。原来武昌有城啊！

　　记者：在处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上，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当下，您总是关注巨大历史运动中人的命运，诠释人的境遇之复杂。这一次，您带领读者同时进入攻守双方的前沿阵地，零距离地面对战争。这样的写作体验让您收获了什么？

　　方方：很多事情，我们是无法判断的，不可能轻率随意地说对和错，尤其历史，再多的阅读，都无法真正了解真相。我在后记中写道：“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当兵从武，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一些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让自己的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这就是我的收获。

　　记者：的确，小说的叙述平实而冷静，掩藏了历史的价值判断，带动读者抛开进步、革命、解放之类的词汇来直面战争的残酷。这是不是受您坚守“生命写作”的立场使然？

　　方方：我只是站在人的立场和处境上写作。我一直认同“文学是人学”这一说法。我本人也是人本主义者。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只能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站在那里，你只能看到，那些事件对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带去了什么样的命运，以及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悲欢离合。

　　记者：武汉这座城市，仿佛是您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您觉得还有可挖掘的历史题材么？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方方：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是因为我生活在武汉，实在只熟悉这里，所以把我小说中的人物全都放在这座城市。在这里我才能方便调配，我的人物也才能自由出入。他们干好事或干坏事，我都能轻易地抓到他们。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至少我的人物还会生活在武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