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学，他本人就颇具魏晋名士风度：上课的时候几乎没有教案，古文信手拈来就吟，喜欢散落一地地讲，坦荡、随意、任性，但是有精气神在里头。7月10日晚，500多位大讲堂听众在听骆教授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不知云及何处的感觉（上海普通话不太标准），但到听完全部演讲，思路就豁然开朗，内在凝结的精髓完全显现。课后，一位今年刚考上复旦中文系的杭州女生满脸崇拜地跑到前台要求签名留伊妹儿，说是到了复旦就要一路追随蹭骆老师的课。

　　从崇拜圣贤到追慕英雄名士

　　有一句话叫“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英雄”和“名士”是魏晋时代人们特别欣赏的两类人物。

　　为什么英雄是本色的？作为英雄，像三国时代的曹操，东晋的王敦、桓温这些人，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不愿意遵守世俗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以及价值标准。他们敢于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无所忌讳，很少掩饰，也不在乎他人的批评。这就是英雄本色，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名士风流呢？其实“风流”这个词不太容易解释。魏晋时代所讲的名士风流，是指那些贵族的名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的精神面貌和高雅的人生姿态。

　　魏晋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特别尊崇英雄和名士的时代？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前流行的是圣贤崇拜。圣贤代表一种完美的人格理想。没有英雄和名士的崇拜，多少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活力是受到压抑的。

　　所以，魏晋时代的英雄崇拜和名士崇拜，意味着这个时代对理想人格的看法跟前代有所不同。崇拜英雄，是崇拜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崇拜名士，则是崇拜人的一种人格的优雅和完美气质。

　　骆教授在演讲的时候，会很明白地讲喜欢谁，不喜欢谁。但是，崇拜又和做学问的较真态度相区分。比如，骆教授对自己很推崇的文化名人鲁迅，就是如此。

　　关于魏晋名士，鲁迅先生曾经做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骆教授对这一名篇提出了疑义。

　　魏晋风度不仅仅关乎药

　　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大家对魏晋名士产生一些偏见，认为他们行为随便，是吃药吃的。

　　魏晋士大夫不少喜欢松松垮垮的宽袍大袖，喜欢旧衣服，更有人不爱穿衣服，喜欢裸袒。比如我带来的这幅画，是丧葬队伍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他竟然袒露着大半个胸脯。

　　鲁迅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吃五石散的缘故，魏晋的人不能穿新的、厚的衣服，裸露会比较舒服。五石散是五种矿石合起来，再加上其他的东西配成的一种药方。那个时代的人认为，这种药能提神、延年益寿，还能够增强性能力。五石散在魏晋时代非常流行，但它有毒性，多吃以后，皮肤非常敏感，容易溃烂。所以鲁迅先生研究的结果是有道理的，但讲得有点过头，把一切都归之于吃药，容易使人忽视更深的文化因素。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晋车骑将军桓冲也不喜欢穿新衣服。有一次他洗完澡，老婆拿来一件新衣服，他很生气，说不要新衣服，要换旧的。于是他老婆说：“衣不经新，那得故？”他一听老婆的话有理，就穿上去了。

　　我以为魏晋士大夫的穿衣习惯，主要还是因为喜爱自由、松散的生活方式，不拘礼节正是魏晋时代的生活风气，这不仅仅是关乎五石散的一个问题。

　　嵇康打铁的韵味

　　嵇康不做官的时候，跟向秀一起在一株大柳树下打铁，这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

　　明代绍兴人徐渭有一篇很短的尺牍，是他晚年在宣府做师爷时写给一个官员的。其中提到“昨漫往观锻，因停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在柳树下看人打铁，遥想嵇康（字叔夜），这是对历史的怀念，渴望自由的心灵相隔千年仍遥相呼应。

　　嵇康为什么喜欢打铁？这是一个很有趣味和韵味的问题。嵇康是一个美男子，是一个哲学家、音乐家、诗人，而他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打铁，火花四溅，锻打之声丁当不绝，他感觉到一种快乐，那个姿态很漂亮。

　　但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有人写文章说，嵇康也是五石散吃多了，需要“发散”。这个趣味隽永的生活场景，被归结为吃药造成的，实在是煞风景。

　　骆教授是正宗上海人，但很多跟骆教授打交道的人都要评价：骆教授不像上海人。大家打趣他：“您是魏晋人。” 

　　骆教授自己倒是无所谓，“嵇康、阮籍这些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都很让人着迷。但是这些态度怎么能在现代社会里完好地继承，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情。”而追求自由情感和稳定人格，则是魏晋风度中最令骆教授赞赏的精华所在。

　　用“无名的狂欢”超越名教

　　名士风度的思想前提：推崇自然，超越名教。

　　在中国文化中，“名教”和“自然”是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从根上来说，“名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自然”则是道家文化的核心。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名教”，就是立名为教，通过对世界的命名和对名的阐释，建立世界的秩序和价值准则，从而把一个实存的世界放到一个理念的世界中去，这就是“名教”的根本功能。

　　但是“名教”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人并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人只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和环境，来建立现时的世界秩序和价值。而世界却是不断在变化的，价值观也随之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远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当儒家学说在汉代被改造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名教”思想更具有政治实用性。它确立了一套固定的社会模式，规定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必须遵循的义务和行为方式。但这个系统对个人性的欲望、情感，人性发展的需要，以及对自由生活的渴望，都造成一种抑制。

　　在魏晋时代，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名的崩溃”。此时回头去看，原来人们认为天经地义、永远不会动摇的秩序和价值，有很多其实是荒谬而可笑的，它把人生弄得愚昧而滑稽。重视个人尊严，追求个性自由，成为新的思潮，这就必然要冲破名教的秩序和价值，因而形成“自然”和“名教”的对立。嵇康说，要“越名教而任自然”。

　　“自然”是什么呢？最简单地说，它是指人的未被扭曲的天性。追求自然，意味着人生的真正的价值不是遵循那些从外部强加给人的行为方式，而是满足自己的自然天性的需要，依照它的指向来行动。

　　当人们发现“名教”之虚伪、荒谬之后，忽然因为精神解放而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快感，我把它叫做“无名的狂欢”。

　　名士做派之对情感的尊重

　　追求自然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对情感的尊重。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魏晋时代一个名士荀奉倩，他的太太是一个美女，两人的感情很好。

　　有一年，荀奉倩的太太生病发烧，他要给太太治病。于是，大冬天里，他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成一个冰棍，回来以后抱着他太太给她物理降温。这个故事非常动人。难道他不知道有其他方法可以进行物理降温？这应该是他对他太太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痴情。

　　人一生当中，总要痴过一回、两回才叫做有情人。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的孩子夭折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看他，见他这么悲伤，劝慰说：“那是一个还不懂事的小东西，何必悲伤到这种程度呢？”王戎回答说：“太上无情，太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他讲了一个很深的道理。修养到了最高境界的人是无情的，就像学佛，到最后尘缘皆了，世间一切生死、离合、悲欢都视之淡然；而如果人的品格还处在最低层面，他就不能够懂得什么是情。这句话等于说：没有成为人的人是没有感情的，已经超越了人的人也是没有感情的。那么作为普通人，情是他最不可能摆脱的东西，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关注，有刻骨铭心之事，都在于我们跟具体对象的感情。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常常因为富于感情而显得格外生动。

　　跟“情”相联系的是“兴”，它是内在情感的一种波动，是一种更轻妙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人也追求一种适兴的生活，率性而行，随着自己的情感的波动去行动，不在乎外在世界的规则。这时候，人生显示出一种很漂亮的姿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王子猷住在山阴，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四望皎然，忽然想起隐居在剡县的戴安道。于是他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船行一夜才走到戴家，他却又折返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子猷回答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再往下说跟魏晋名士关系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推重和追求的品格——“雅量”。

　　一般人容易把“雅量”解释成器量大。这个解释没有错，但是在魏晋时代，它表示一种人格理想。如果说人生有可能达到完美，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人格的稳定。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你去想想看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你能保持什么？人的精神生命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所改变。而站在一种个体的立场上来看，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如果生命是有尊严的，人必须把握“我之为我”的稳定状态，也就是保持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在洛阳被押往刑场处以死刑，回头看着西沉的太阳，他要了一把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感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死就死了吧，还弹什么琴呢？好像太做作了。但是从另外一面讲，这种做作仍然是美的，因为里面有相当有力的情感强度。当一个故意造就的姿态具有足够的情感强度时，我们会把对做作的反感忘掉。

　　暴力可以摧毁生命本身，但不能使它失去尊严，变得丑陋。只要还是我能把握的时刻，你们毁灭不了我对生命的完美性的追求；无论是什么样的灾祸，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仍然是我。这就是魏晋时代的人认为有雅量的表现。

　　当然，雅量不仅仅表现在危难的时刻，也表现在有巨大成功到来之机。东晋名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国之安危、家之存亡，系于一战，他却在陪客人下围棋。前方传来捷报，他看了也不动声色，好像丝毫没有惊扰他的棋兴。他绝不是轻率对待国家大事，而是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一份从容淡定的风姿。“我之为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