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吴亮平、胡愈之 他的浙江朋友托起了《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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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从80年前陕北的夏天,写起——

周恩来、吴亮平、胡愈之
他的浙江朋友托起了《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特约撰稿 张雅娟 阅读数:0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红色政权的建立,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产党的信仰在现实中的实践等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

  历时四个月,他遍访中国工农红军政权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等红军将领和红军普通战士,寻访当地的老百姓,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成书。80年中,它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出版传奇,最近,新版《红星照耀中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在这部著作中和著作外,都留下了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故事。而这本书的完成,也与很多浙江人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埃德加·斯诺从80年前陕北的夏天,写起——

周恩来、吴亮平、胡愈之

他的浙江朋友托起了《红星照耀中国》

  周恩来

  帮斯诺制定详细采访计划

  1936年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

  这位“军官”用准确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谈话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这样描绘初见的周恩来——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些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在指挥所的小炕桌旁,周恩来与斯诺长谈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全方位的采访计划。

  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迎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

  吴亮平

  斯诺采访毛泽东,他做翻译

  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说的是湖南话,斯诺说的是英语,帮他们进行语言沟通的是一位浙江小伙子——吴亮平。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北,28岁的吴亮平负责接待斯诺。

  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坐在我旁边的吴亮平是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采访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问答用英文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指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采访再译成了英文。”

  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多数都是在晚上进行的,通常从晚上九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斯诺的回忆录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在以后接连几个晚上的谈话中……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

  在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从毛泽东那里采访到了毛泽东自己的生平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许多事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以及中国未来方向的预测等。

  在延安,吴亮平也是斯诺生活上的亲密朋友。他带着斯诺深入一线采访,近距离接触红军战士的生活。

  胡愈之

  以最快速度组织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在中国国内的出版,有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的功劳。

  “九一八”事变后,胡愈之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与胡愈之相识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师。

  从陕北采访归来,斯诺把一些在当地采访到的战士、群众,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照片拿给胡愈之看。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随后,斯诺将作品样本,借给胡愈之阅读。

  胡愈之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他决定组织人,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

  当时,胡愈之与一些进步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沙龙,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胡愈之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大家听后,一致支持。

  胡愈之约请十几个人集体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并以“复社”名义于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为了躲过当局和日寇耳目,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将作者Edgar Snow的名字译作斯诺。

  实际上,斯诺在1928年初到上海时就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但是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并不知其有过这个汉语名字,而他们将其译作“斯诺”,一直沿用了下来。

  为了翻译好这本书,作为组织者的胡愈之,不断找斯诺核对信息,还跟从陕北回来的红军核对事实。

  翻译完成后,他还邀请斯诺重新写了中文版的序言。胡愈之也写了译者附记,对斯诺的生平作了介绍,并对译本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交待。

  1979年,这本书再版在印刷时,应出版社之邀,胡愈之为新译版本也写了序言。